爱德华握紧了扶手。
他想起了祖父的话：
“我们家族经历了大革命，经历了拿破仑，经历了1870年。我们总是能活下去，因为我们是罗思柴尔德。”
飞机开始下降。伦敦的灯火出现在远方，爱德华突然想：那些点亮的灯光里，有多少是从印度、非洲、亚洲掠夺来的？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成为资本家们被审判的证据？
他摇摇头，把这个不祥的念头赶走。眼下重要的是：安全了。资产转移了。家族延续了。
至于法国……让那些还在挣扎的人去操心吧。
1927年7月15日，法兰西银行秘密统计：
法国农业债务违约率北方省份已达到32%，南方省份28%，上半年土地抛售面积达47万公顷（相当于两个卢森堡的面积）。
农村人口持续流向城市，日均约2000人。
同一日，瑞士国家银行记录，法国资本流入总额已达86.7亿法郎（其中47亿来自个人，39.7亿来自企业）
法国富豪在瑞士1927年上半年购置房产达412套。
法国艺术品在瑞士拍卖行成交额同比上升340%。
这些数字，最终会变成历史书上的几行字。
诺曼底的谷仓里，勒费弗尔正对妻子说：
“玛丽，我想试试。我想去见那些人，加入合作社。
最坏能怎样？比现在更坏吗？”
而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爱德华·德·罗思柴尔德对米勒先生说：
“到了伦敦后，第一件事是开一个美元账户。法郎……已经死了。”
两个法国人，两个阶级，两个选择。
他们永远不会见面，永远不会理解对方的生活。
但他们共同构成了1927年夏天的法兰西——一个在谷仓与豪宅之间、在绝望与恐惧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痛苦撕裂的国家。
而在柏林，韦格纳正看着一份来自法国的情报汇总。他轻声对施密特说：
“你看，资本主义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当它要崩溃时，最先逃跑的，正是那些宣称最爱它的人。”
窗外，德国的夏夜宁静。合作社农场的麦田正在灌溉，工厂的夜班工人刚刚拿到加班补贴。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即将席卷欧洲的暴风雨，已经有要从法国开始了的苗头。
第一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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