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节奏走，就会一起掉进坑里。”
“我们要做的，是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到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我们的经济依然稳健，我们的技术持续进步，我们的社会保持稳定——那时候，世界人民会看到两种制度的真正差别。”
希法亭沉思片刻，缓缓点头：
“我明白了。危机应对预案，我亲自牵头起草。”
“好。”
韦格纳转过身，
“记住，预案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还要考虑思想层面。
危机爆发时，会有千百万人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
我们要准备好——用我们的实践，向他们展示另一条道路的可能。”
窗外，柏林的雪渐渐停了，韦格纳知道，真正的考验可能就要来了。但他相信，八年来打下的基础、建立的制度、培养的队伍，能够经受住这场风暴。
韦格纳回到家时，听到屋内传来孩子的咿呀声和妻子温柔的哼唱。
推开门，安娜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卡尔，是你吗？”
“是我。”
韦格纳脱下大衣，挂在门廊的衣架上。
客厅里暖黄色的灯光下，两岁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他们叫他“弗雷迪”——正坐在地毯上摆弄着一套彩色积木。
那是去年安娜用稿费给他买的生日礼物。
“爸爸！”见到父亲回来，小弗雷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张开双臂朝他跑来。
韦格纳弯下腰，一把将儿子抱起，蹭了蹭那柔软的金色卷发。
“我的小战士今天在家做了什么？”
“画画！”
弗雷迪兴奋地指着墙边的小桌子，上面铺着几张涂满彩色线条的纸，
“妈妈教的！”
安娜从厨房走出来，腰间系着素色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她比几年前丰腴了些，
“会议开得怎么样？”
安娜一边擦手一边问，同时接过韦格纳的公文包，
“弗雷迪，让爸爸先换衣服。”
“还好。”
韦格纳放下儿子，走向卧室换家居服。隔着门，他继续说：
“希法亭同志想大干快上，我在会议上不得不泼了冷水。”
安娜在厨房里搅拌着汤锅，
“我在《柏林日报》上读到一些的来信，群众们确实盼着生活能变得更好。”
韦格纳换上一件灰色的毛衣和宽松的长裤走出来，他走到厨房门口，倚着门框：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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