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确立新战略，世界共运的中心和风向标明显向柏林倾斜。
《柏林行动纲领》强调“多元化革命道路”、“重视经济斗争和群众生活”、“准备应对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些对深处老牌资本主义帝国、革命条件似乎不成熟的英国共产党，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
英共内部格局发生缓慢变化：
领导层更迭与路线辩论：
原主要领导英克平等人的影响力因总罢工失败和对莫斯科路线的僵化追随而下降。
以年轻的工会活动家哈里·波立特和知识分子约翰·罗斯·坎贝尔为代表的“新务实派”开始崭露头角。
他们认真研究德国资料，主张英共应：
不再仅仅是鼓动罢工，而是学习德国，帮助工会建立更有效的互助基金、教育项目，参与工厂层面的权益斗争，积累实际领导力。
关注日常生活议题，将宣传与失业、住房短缺、医疗匮乏等具体问题结合。
灵活对待工党，在坚持独立批评的同时，不放弃在地方和工会内与工党左翼合作的可能性，试图从工党内部施加影响。
而且英共的同志们开始有意识地将英国本土的斗争与爱尔兰、印度、埃及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这是德国国际战略中强调的一环。
随着党员数量缓慢增长，到1929年夏季，英共估计达到约一万两千人。
支持者圈子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失业严重的南威尔士煤矿区、克莱德赛德造船区、伦敦东区。他们建立了一些失业工人委员会、租户联盟，并尝试组织合作社。
在牛津、剑桥等大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同情乃至加入英共的进步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他们成为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要补充。
在国际联系方面。英共与柏林的联系逐渐加强，德国通过共产国际渠道，向英共提供了更多关于经济分析、工会组织、社会保障体系设计的非公开材料。不少的英共干部被秘密派往德国或奥地利学习考察。
目前英共所面临的压力：
政府镇压：麦克唐纳政府（无论是工党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在资产阶级压力下，对“红色威胁”的打击力度加大。
警察监视、渗透、骚扰是常态，援引《官方保密法》等法律逮捕激进分子的情况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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