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站在窗前已经很久了。
办公桌上摊着台尔曼从林茨发回的加密电报。
十六开纸，三页，密密麻麻的小字。
这是专线密电，仅供最高决策层即时掌握核心案情。
韦格纳已经读了三遍。
看着看着，韦格纳就想起了1923年的秋天。
那时他刚从柏林党校的讲台上走下来，在走廊里遇见一个从林茨来的学员。
那人削瘦，沉默，话极少。
韦格纳和他在走廊上聊了不到十分钟。
那人说自己是个工人，父亲死在战壕里，革命后当了干部，总觉得做得不够好，怕辜负那些把票投给他的工友。
那人叫约瑟夫·迈尔。
六年过去了，迈尔还在林茨，一栋破公寓，一张租来的公房配给书桌，日复一日地批文件、下基层、排队吃食堂。
他把每一份技改审批单都读三遍，查出了旧贵族儿子的物资盗卖网络。
他用自己的血在那栋大楼的地板上签了名。
韦格纳转身，走回办公桌后坐下。
“施密特同志到了吗？”
诺依曼立刻回答：“刚到。”
“那就请他进来吧。”
施密特进门时带着厚厚一摞文件。
他永远这样——任何会议、任何谈话、哪怕只是临时召见的十分钟面谈，他都会准备好与议题相关的所有资料。
韦格纳有时想，如果某天自己只是叫他来聊聊天气，施密特大概也能从公文包里抽出去年柏林全年降水量统计表。
“主席。”施密特在韦格纳对面坐下，将文件放在膝头。
韦格纳把那三页电报推过去。
“林茨。台尔曼刚发回的。你先看。”
施密特接过电报开始阅读。
三页读完。施密特把电报轻轻放回桌面，食指在其中一段下划过的位置停留了片刻。
那是克劳斯供述中关于他兄长汉斯·冯·艾兴多夫的部分：
“……穿上共和国的制服，说共和国的套话，在共和国的办公室里一步步往上爬。
父亲提供他那些旧时代的人脉网络，汉斯负责在体制内寻找缝隙……”
“这个问题比林茨更大。”
施密特说道。
韦格纳没有说话，等他继续。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个例。
1923年德奥合并后，我们对原奥地利地区旧行政体系采取的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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