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那人我没见过，听口音是省里的。他们在包间里谈了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杨树鹏手里多了一个档案袋。”
“二〇一九年春节，谢迎宾在云顶阁办年会，请了三十多个人，大半是市里和省里的官员。谢宝华致辞，说‘新城有今天，在座的各位功不可没’。那天晚上发了红包，每个红包里是一张购物卡。我没查到余额，但记账的服务员说，发红包的袋子重得她拎不动。”
她一页一页地翻，一笔一笔地说。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枯燥的会议记录。但那份帆布包里装着的，是沪杭新城六年来见不得光的另一面。每一页纸都是一把刀，刀刀都砍在那些光鲜亮丽的脸谱背后。
买家峻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笔记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不是没见过黑材料——在老单位的时候，他经手过不少案子，举报信、匿名材料、经济审计报告，看得多了。但那些材料是死的，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公文格式的陈述。眼前这些笔记本不一样——这些是活的。每一行字后面都站着一个具体的夜晚、一次具体的对话、一个具体的人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做出的选择。
“这些，够不够？”花絮倩把最后一本笔记翻完，抬头看着他。
“够。”买家峻的声音有点哑，“够把该抓的人都抓进去蹲一辈子。”
“那你还等什么？”
买家峻没有回答。他看着花絮倩，看了很久。她坐在他对面，双手搁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六年，她自己把一本本笔记本填满，一个人在灯下、在柜台后面、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个漂亮花瓶的时候，一笔一画地把黑暗中的脉络描出来。
“你等了六年。”他说，“就为了等一个人把这些东西递出去。”
“对。”
“如果那个接你笔记本的人没来呢？”
花絮倩沉默了一瞬。然后她笑了，笑意在唇边轻轻荡开，有一点苦，又有一点释然。
“那我就再等六年。”
买家峻双手按在茶几边缘上，慢慢站起来。窗外夜色正沉，这座城市的霓虹已悄然熄灭大半，只剩几盏路灯还在亮。而他知道，真正的战役才刚刚开始。
“花小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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