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电源。他的手停在半空中，照片夹在指间，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买家峻看到他的瞳孔缩了一下，像被针扎了。
这个反应，比任何解释都真实。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新闻声在响。播音员正在念一条关于防汛工作的通知，语调铿锵，跟屋子里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常军仁把照片放回茶几上，动作很慢，像是在放一件易碎的东西。然后他靠回沙发里，仰起头，闭上了眼睛。
静了很久。
久到水壶里的水又烧开了一次，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蒸汽把壶盖顶得咔咔响。
“五年前。”常军仁开口了，声音跟刚才不一样了，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五年前的二月九号，那天是正月初七，春节假期最后一天。解宝华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企业家联谊会，请我去坐坐。我说不去。他说你分管组织工作，跟企业家认识认识也是工作，我就去了。”
买家峻没有说话。
“到了云顶阁，我看到桌上坐的人，就知道不对了。”常军仁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神空洞，“解迎宾在，杨树鹏在，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后来才知道是杨树鹏的账房和打手。我坐了一会儿就想走，但解宝华劝我喝了第一杯酒。”
他顿了顿。
“那杯酒，值我十二年的清白。”
买家峻还是没有说话。他知道此时不该说话。有时候沉默是最大的压力，比任何质问都重。
“那天的饭局，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收到了一份‘伴手礼’。”常军仁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得像是怕被收音机听见，“一个红色的礼盒，说是茶叶。我回到家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密码和金额。五十万。”
买家峻的心往下沉了一下。
“我第二天就把卡交给了纪委，以匿名信的形式举报了那次饭局。”常军仁坐起来，看着买家峻，目光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委屈，不是愤怒，而是比这两样都更深的疲倦，“但举报信石沉大海。我后来又写了一封，署了真名。第二天解宝华就来找我谈话，把信拍在我桌上，说——老常，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呢？”
“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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