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军仁的办公室在市委大楼的七楼。
这个楼层很有讲究。八楼是书记和副书记，九楼是常委会议室。七楼夹在中间，不上不下，像一根扁担挑着两头的重量。常军仁在这根扁担上站了六年，肩膀没塌，腰板没弯，靠的就是一个字——稳。
可今晚，他的烟灰缸满了。
烟灰堆成了小山，烟蒂横七竖八地躺着，有一个还在冒着细细的青烟。常军仁又点了一根，吸了一口，把烟雾吐在台灯的光晕里。
桌上摊着一份档案。解宝华的档案。
他已经看了一个钟头。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每一个字都认识，可这些字拼在一起，却让他觉得陌生。解宝华，男，五十四岁，籍贯本省，入党二十九年。履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乡镇干过、县里干过、市里干过，从科员到秘书长，二十九年没出过大错。
可正是这份干净，让他觉得不对劲。
一个人在官场摸爬滚打二十九年，履历上连一个污点都没有，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污点。常军仁见过太多人的档案，那些真正干净的人，档案里总会有些小瑕疵——年度考核偶尔一个“称职”而不是“优秀”，某个阶段的工作总结写得不够深刻，甚至体检报告上有几项指标偏高。人是活物，活物就会犯错。
解宝华的档案里，连体检报告都是正常的。
这不正常。
常军仁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笔记本。笔记本很旧，封面磨得发亮，里面的纸张泛黄，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档案之外的东西，他记在本子上。本子从不离开他的办公室，抽屉永远上锁。
他翻到中间某一页，上面记着几行字：
“解宝华。二〇一二年，曾与万盛地产法人代表解迎宾有过三次会面。地点：云顶阁酒店。备注：当时万盛尚未参与任何市政项目。”
“二〇一四年，解宝华夫人名下新增一处房产。面积一百八十平，购价低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卖方：万盛地产子公司。”
“二〇一七年，解宝华之子出国留学费用由境外某基金会全额资助。该基金会在本省无注册信息。”
三条记录。三次红色信号。
常军仁当年没有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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