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敲打着咖啡馆的玻璃窗，发出急促的声响，像是无数只手想要叩开这扇隔绝危险的屏障。1953年7月的一个深夜，高雄市盐埕区“明星咖啡馆”已经打烊两个小时，但二楼角落里仍亮着一盏昏黄的台灯。
苏曼卿左手无名指上的枪伤疤痕在灯光下若隐若现，她用小银勺轻轻搅动着早已冷却的咖啡，眼睛却盯着窗外空荡的街道。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四十七分，距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十七分钟。
“老板娘，他不会来了。”说话的是咖啡馆年轻的伙计阿明，他站在楼梯口，声音压得很低，“外面风声很紧，军情局今天下午在爱河那边抓了四个人，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宪兵在路口设卡检查。”
苏曼卿没有回头，只是从旗袍侧襟的口袋里取出一个银制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烟雾在灯光下缓缓上升，勾勒出不安的形状。
“再等十五分钟。”她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情绪，“如果还没来，你就从后门走，把账本里夹着的东西处理掉。”
阿明点了点头，却没有离开。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是苏曼卿丈夫生前救下的孤儿，对老板娘有着近乎盲目的忠诚。他看着窗外，忽然说：“雨好像小了些。”
话音刚落，街道尽头亮起两道车灯。
苏曼卿立即掐灭香烟，对阿明使了个眼色。年轻人迅速下楼，咖啡馆一楼的灯光完全熄灭，只留下二楼这盏孤零零的台灯。苏曼卿起身走到窗边，轻轻拉开窗帘一角。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咖啡馆对面，车灯熄灭后，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头戴礼帽的男人从驾驶座下来。他没有打伞，任凭细雨打湿肩头，左右观察街道后，才快步穿过马路。
苏曼卿的心跳加快——不是林默涵。
来人身形比林默涵高半个头，走路时左肩微微下沉，这是长期佩戴枪套形成的习惯性姿态。在距离咖啡馆还有二十米时，他摘下礼帽，用手帕擦了擦额头。
这个动作让苏曼卿瞳孔骤然收缩。
擦汗——这是危险信号。按照约定，如果前来接头的人摘下帽子但不擦汗，代表“安全”；如果擦汗，代表“身后有尾巴”。
苏曼卿迅速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勃朗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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