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高雄的暑气还黏在空气里，像一层洗不掉的油汗。
墨海贸易行的二楼办公室里，老式吊扇不紧不慢地转动，扇叶的影子在深色地板上投出交错的弧线。林默涵——此刻的沈墨——坐在办公桌后，金丝眼镜反射着窗外的天光。他手里拿着一份海关清关单，目光却落在单子边缘用铅笔轻轻标记的三个点上。
三个点，等距排列，像省略号，又像某种信号。
这是“老渔夫”的警示标记，意思是“有尾巴，小心行事”。
林默涵放下清关单，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高雄港的繁忙景象，起重机像巨人的手臂，从货轮上吊起一捆捆甘蔗，空气中飘着糖厂特有的甜腻气味。码头上人来人往，有搬运工赤着上身扛货，有商人打着洋伞谈生意，还有几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鸭舌帽的人，看似随意地站着，但他们的视线总是不自觉地扫向贸易行的方向。
军情局的人。或者说，魏正宏的人。
林默涵数了数，四个。其中一个蹲在对面茶摊喝茶，但茶碗端了二十分钟还没放下；另一个假装看报纸，报纸却是倒着的；剩下两个在码头边抽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也没弹掉。
生手。林默涵在心里下了判断。如果是老手，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生手有生手的麻烦——他们急于表现，反而更可能做出不计后果的事。
“沈先生。”陈明月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茶。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旗袍，头发在脑后松松挽了个髻，插着一支普通的铜簪——但簪头的梅花纹样，是特制的，旋开簪身，里面能藏一卷微缩胶卷。
“明月，”林默涵接过茶，用杯盖轻轻撇了撇浮沫，“楼下那几个客人，来了多久了？”
“快半小时了。”陈明月走到窗边，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神色如常，“说是海关新来的稽查员，来查上个月的糖浆出口手续。但阿福说，他们连单据都没认真看，就在仓库里转悠。”
阿福是贸易行的伙计，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手脚麻利，嘴巴也甜。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三个月前，林默涵在码头救了他被人追债的老父亲，小伙子就死心塌地跟着他了。虽然不知道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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