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高雄的盛夏来得格外早。
墨海贸易行的会议室里，电扇呼呼地转着，却驱不散空气中黏稠的热气。林默涵坐在主位上，手里把玩着一只青瓷茶杯。他今天穿着浅灰色亚麻西装，金丝眼镜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在商海沉浮的精明商人。
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人，都是高雄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蔗糖工会的李会长、港务处的王副处长、海关的刘科长，还有几个贸易行的老板。桌上摆着茶点，龙井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沈老板这雨前龙井，真是好茶啊。”李会长抿了一口茶，满足地眯起眼睛，“这味道，让我想起抗战前在杭州喝的那一口。”
“李会长是懂茶的人。”林默涵微笑，抬手为李会长续茶，动作优雅流畅，“这批茶叶是托香港的朋友从大陆带出来的，一路上可费了不少周折。”
这话说得含糊，但在座的人都心领神会。1949年后，大陆的好茶要运到台湾，确实“费周折”——要么走香港转口，要么走地下渠道，总之都不是明面上的生意。在座的都是生意人，谁手下没几条见不得光的线？
“沈老板路子广啊。”港务处的王副处长笑道，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听说上个月，您那批糖出口到日本，比市价高出两成？”
林默涵笑容不变，放下茶壶：“托王副处长的福，要不是您给的特批，那批货可赶不上神户那边的船期。”
这话说得漂亮。实际上，那批糖能赶上船期，是因为林默涵提前三天拿到了日本商社变更船期的情报，通过特殊渠道传给了香港的同志。但这层关系，王副处长自然不知道，他只当是自己给了特批，沈老板才赚了这笔快钱。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王副处长嘴上谦虚，脸上的得意却藏不住。
茶会进行到一半，话题渐渐从生意转到了时局。这是林默涵刻意引导的结果——在这种看似随意的场合，那些平日里讳莫如深的话，反而更容易说出口。
“最近左营那边，动静不小啊。”蔗糖工会的李会长压低声音，“我侄子在那边的海军基地当差，说最近军舰调动频繁，码头都戒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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