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深秋的台北，寒意比往年来得更早。
仁爱路三段的“明德印刷所”二楼，昏黄的灯泡在夜风中微微摇晃。林默涵——此时化名“陈文彬”——正借着灯光检查刚刚印好的《台湾糖业年鉴》。墨香混着纸张的潮气，在狭小的房间里弥漫。
“沈先生，这批书明天上午要送去台中。”说话的是印刷所老板阿坤，四十多岁，左脸颊有道陈年刀疤，此刻正用抹布擦拭手上的油墨。
林默涵没有立即回应。他戴着金丝眼镜，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外搭一件咖啡色开衫，完全是一副文化商人的模样。但那双眼睛却在镜片后快速扫过印刷所的每一个角落——窗户的插销是否牢固，通往天台的木梯有无移动痕迹，墙角堆放纸箱的位置是否与昨日相同。
“不急。”他翻开年鉴第87页，指尖在一串数字上停留片刻，“这里印错了，‘三百五十六’印成了‘三百六十五’。全部重印。”
阿坤脸色一变，凑近细看：“这……差得不多吧？”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林默涵声音温和，语气却不容置疑，“做学问讲究严谨，做生意更要认真。重印的费用，我来承担。”
这是他们约定的暗语。当说出“重印的费用我来承担”，意味着情报传递出现风险，需要立即启动应急程序。
阿坤眼神一凛，旋即恢复常态，苦笑道：“陈先生真是讲究人。那行，我让工人连夜赶工，您明早来取？”
“今晚我就在这儿等。”林默涵摘下眼镜，用绒布轻轻擦拭，“正好有几笔账要核对。阿坤兄自便，不必管我。”
“这怎么好意思……”
“去吧，记得锁好前后门。”林默涵已走到窗边的书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账本和算盘，一副准备通宵工作的架势。
阿坤张了张嘴，最终只是点点头，下楼去了。木楼梯传来吱呀声，接着是后门落锁的响动，印刷所彻底安静下来。
林默涵没有动。他保持着看账的姿势，耳朵却捕捉着街上的每一点声音——卖面茶的小贩推车经过，车轮碾过石板路的辘辘声；远处传来警笛，由远及近又远去；隔壁人家收音机里播放着周璇的《夜上海》，歌声断断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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