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但他注意到，她的右手一直按在藤条箱的搭扣上，指节微微发白。
再往前几排，坐着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靠在一起打牌，笑声很大，引来旁边几个乘客不满的眼神。林默涵听了几句他们的对话——是在抱怨伙食太差、长官太严、放假太短。普通士兵，没什么特别的。
但林默涵没有忽略他们。
最危险的人，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人。这是他在上海培训班学到的第一课。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了几分钟，又继续前行。林默涵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四十分。再过三个小时，就能到台北了。
就在这时，车厢门被推开了。
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人走进来，一前一后。前面那个瘦高个，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眼睛在车厢里扫来扫去。后面那个矮胖，手插在口袋里，但那个口袋的形状——林默涵眯起眼睛——那是一把枪。
特务。
车厢里的气氛瞬间变了。打牌的士兵停止了说笑，那个商人放下报纸，年轻女人抱紧了怀里的藤条箱。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和那两个黑衣人对视。
林默涵也没有抬头。他维持着假寐的姿势，呼吸平稳，像什么都没察觉。但他的右手已经悄悄移到皮箱的把手上——箱子的夹层里，有一把勃朗宁。
瘦高个走到车厢中间，举起手里的文件夹。
“例行检查，”他的声音很尖，像铁皮刮过玻璃，“所有人把证件准备好，一个个来。”
他从前排开始，一张张检查证件。那个商人的证件没问题，年轻女人的证件也没问题，三个士兵的军人证更没问题。瘦高个一路往后走，走到林默涵面前。
“证件。”
林默涵睁开眼，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递给他。
瘦高个接过来，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林默涵的脸。他的眼睛很小，但很亮，像两颗钉子，钉在林默涵脸上。
“陈文彬？”他念着身份证上的名字。
“是。”林默涵用闽南语回答，口音是标准的泉州腔，“台北大稻埕开颜料行的。”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三秒。
“去高雄做什么？”
“进货。”林默涵拍了拍膝盖上的皮箱，“谈了几家蔗糖厂，想进点货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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