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羊角辫，对着镜头笑得眼睛弯成月牙。那是林晓棠周岁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背面是妻子清秀的字迹：“棠棠会叫爸爸了，等你回来教她背诗。”
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林默涵闭上眼，在心里默数了十个数。这是他的习惯——每次执行危险任务前，他都会用十秒钟来想念女儿。十秒之后，他就是“沈墨”，是高雄港最精明的侨商，是左营海军基地某些军官的“好朋友”，是军情局档案里“需要继续观察但暂无实据”的嫌疑人。
绝不是林默涵。
绝不是那个在1947年的南京雨夜里，眼睁睁看着同志被押上囚车，自己却因“证据不足”被释放的中共地下党员。
绝不是那个在1952年秋天登上“中兴轮”时，对送行的上级说“此去台湾，不成功便成仁”的情报员。
十秒结束，他睁开眼睛，照片已经收进内袋，贴在胸口的位置。
“阿坤，收音机打开，调到那个唱戏的频道。”
“是，沈先生。”
咿咿呀呀的闽南语歌仔戏在车厢里响起，这是给监听者听的背景音。而在戏曲声的掩护下，林默涵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他在心里复盘整个计划。
左营海军基地的文书张启明，三个月前被发展为情报员。这个人贪财，但更贪生怕死。林默涵看中的是他能接触到舰艇维修记录的位置，但也一直警惕着他性格中的不稳定因素。三天前，张启明托人传话，说母亲在台南病重，急需一笔钱动手术。
“他要多少？”那天晚上，林默涵在阁楼里问陈明月。
“五百银元。”陈明月正在用特制的药水显影微缩胶卷，头也不抬地说，“老渔夫那边说，可以给，但要分批给，而且必须拿到这个月的维修记录再给第一笔。”
“给他三百，今天就给。”林默涵当时做了决定，“告诉他，剩下的两百，等拿到‘台风计划’的演习日程再给。”
现在想来，这个决定或许太急切了。
“沈先生，到了。”
车子停在港务处大楼门前。林默涵收起思绪，撑开黑伞走进雨中。他没有回头，但能感觉到那辆福特车在五十米外的树荫下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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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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