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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冬雨是从1955年1月第三周开始的。
雨丝细得像绣花针，扎在西门町的骑楼瓦片上，发出沙沙的轻响。林默涵靠在淡水河堤的石栏边，左肋下的伤口还在渗血，那支丢在巷子里的牛皮钱包，此刻大概正躺在某辆吉普车的脚踏板上——里面装着六岁的林晓棠站在厦门鼓浪屿礁石上的照片，背面有妻子用蓝墨水写的字：“晓棠三岁，笑起来像爸爸。”
他摸了摸空荡荡的内袋，指尖沾了点铁锈色的血。
“沈墨”这个外壳，是从1952年10月24日登上“中兴轮”那天起一层层糊上去的。闽南语的腔调、早稻田的学位、墨海贸易行的糖单、盐埕区阁楼里的发报机——每一层都经得起敲打。可一张六寸照片，就能把三层皮连同骨头一起剥开。
因为照片背面那行字，魏正宏认得“李涛”的笔迹。
1947年南京，珠江路看守所，那个被他亲手提审过三次却因证据不足放掉的年轻地下党，写字时“棠”字最后一捺总爱往上挑半分。十二年了，魏正宏把那张旧供词压在《孙子兵法》扉页下，每天翻书都能看见。
“林默涵就是李涛，李涛就是海燕。”
魏正宏在军情局第三处的作战室里，把照片拍在地图上，声音轻得像在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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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卿的“明星咖啡馆”后厨地下室，是台北城里最安全的三平米。
入口藏在烤豆机的铁皮罩后面，推开是潮湿的砖梯，再往下两步，一盏用墨水瓶改的油灯亮着。林默涵蹲在灯下，用袖口擦脸上的雨水，陈明月从梯口递下一块热毛巾，手指碰到他手腕时顿了一下。
“流血了。”她说。
“皮肉伤。”林默涵接过毛巾，抬头看她。陈明月穿着藏青色旗袍，外罩一件灰扑扑的羊毛开衫，头发挽得一丝不乱，只有耳垂上那枚铜簪缺了点漆——那是她藏情报的地方。
“明月，”林默涵压低声音，“张启明认出我了。他虽没当场喊，但眼神不对。魏正宏手里有照片，天亮前全台北会贴满我的像。”
陈明月把毛巾搭在他肩上，没说话，转身从砖缝里抽出一根细铜管，倒出几粒消炎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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