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的台北，湿冷的冬雨已经连着下了半个月。
迪化街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黑，踩上去黏腻湿滑。林默涵裹紧藏青色呢子大衣的领口，将半张脸埋在竖起的衣领里，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眉眼。他左手拎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两斤刚称好的桂圆干，右手插在口袋里，指节微微发白——那里攥着一枚黄铜弹壳，是老赵牺牲前塞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
三天前，苏曼卿在台北车站身中三枪，倒在血泊里时还笑着对他说“告诉大陆，台湾的春天也会开花”。两天前，陈明月在医院被捕，他在监狱外的榕树下站了整整一夜，看着审讯室的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也没等到那盏灯彻底熄灭。
现在，他必须活下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把“台风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带回去。
他拐进一条窄巷，巷口挂着“陈记颜料行”的招牌，字迹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这是他逃到台北后启用的第三个备用身份——陈文彬，嘉义来的颜料商人，寡言少语，常年咳嗽，右腿有点跛。他推开店门，铜铃发出沉闷的响声，一股混合着颜料、樟脑丸和潮湿木头的气味扑面而来。
“老板，买点朱砂？”
柜台后，一个戴着老花镜的伙计抬起头，是“青松”安排的人，叫阿炳，是个聋哑人，只负责看店。林默涵摇摇头，用沙哑的嗓音说：“我找老主顾，赊两盒靛蓝。”
阿炳点点头，转身从货架底层抽出个木匣子，里面压着张字条：“今晚八点，龙山寺后墙，带‘货’来换‘药’。”
林默涵将字条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咽下。他需要一批新的证件，新的身份，以及——一条离开台湾的路。
傍晚时分，雨势稍歇。他换了身灰色长衫，戴了副黑框眼镜，遮住了眉眼间的锐利，看起来像个落魄的教书先生。他沿着淡水河岸慢慢走着，河水浑浊，裹挟着枯枝败叶奔涌向前。远处，美军顾问团的吉普车呼啸而过，车上的美国大兵冲着路边的摊贩吹口哨，几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扭着腰肢躲闪，笑声尖利刺耳。
这就是1955年的台北，表面上是“反攻大陆”的喧嚣，骨子里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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