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税数十倍。商人无奈，或绕道规避税卡，或贿赂胥吏，所缴正税，实十不足一。更有官绅之家，直接操纵商行、牙行，倚仗免税特权，大行包揽居奇之能事，商税衙门形同虚设。”
“再看运河。临清钞关乃北地咽喉，国初年收商税达白银十万两。如今商船过闸，需奉送‘常例’、‘陋规’如过江之鲫。商人苦不堪言，转而贿赂漕帮，将货物搭在漕粮船上，伪装成官物运输，漕运靡费甚巨，商税却点滴不归朝廷。户部所记临清钞关商税，去年仅收……一万三千两！”
随着毕自严一条条抽丝剥茧，将那如山的积弊和触目惊心的税收流失数据呈在御前，朱由校的面色由最初的阴沉，转为铁青。
暖阁内炭火熊熊，却驱不散那刺骨的寒意。
“陛下！痛切之处，尤在与两宋相较！”
《宋会要辑稿·盐货》中记载，两宋盐法虽有弊，然其‘盐课专卖之利，半于田赋’，元丰年间（宋神宗），天下盐课竟达二千二百万贯！”
“彼时铜钱白银比价虽时有波动，然一贯钱大抵合一两白银。宋人岁入盐课二千余万两银啊陛下！而我大明”
他手指颤抖：“纵是万历初年太仓充盈之时，盐课也从未破三百万两！”他惨笑一声：“今年却连五十万两都收不上！这是何等悬殊！”
“至于商税，两宋之收更是丰盈，《文献通考》有载：北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天下课利（主要即商税）岁入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
南宋偏安一隅，仅临安（杭州）一府城北税务，岁入竟达百万贯之巨！”他指着户部账簿：“而我朝，永乐全盛之世，全国商税总计也不过百万两有余。隆万以降，逐年递减，去岁……”他艰难吐出数字：“三十五万七千两！连仁宗时北宋的零头都不足！”
“此非国力盛衰之别，实为国策歧路！”毕自严声音已近嘶哑，官袍下的脊背因激动而震颤：“宋室不耻言利，无‘天子不与小民争利’之清谈！其鼓励通商，设市舶司于泉州、广州、明州（宁波），岁入巨万！其城关征‘住税’（交易税）、水道征‘过税’（流通税），制度严密，执行较力！虽有胥吏扰民，然大弊未生！”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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