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辈子鱼。
“胡大爷，你这船用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喽。”老胡摸着船帮，“年年补，年年漏。想换条机动的，可哪有钱？一条船要上万块。”
“鱼好卖吗？”
老胡摇头：“拉到镇上，贩子压价。新鲜鱼，过半天就不值钱了。听说城里人爱吃我们成子湖的鱼，可我们运不出去啊——路不好走，也没有冷藏车。夏天的时候，眼睁睁看着鱼臭掉。”
严建明问：“村里有没有因为扶贫资金分配闹过矛盾？”
老胡和其他渔民交换了一下眼神，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一个中年渔民闷声说：“前年说要搞什么养殖合作社，每户出五百，政府补一千。钱收了，后来又说项目不合适，钱退了，可退的时候少了些，说是‘管理费’。大伙儿闹了一阵，也不了了之。”
严建明的笔在纸上重重划了一道。他抬头看了老胡一眼，眼神锐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具体什么情况？”
老胡犹豫了一下，看周瑾也认真听着，便叹了口气：“前年秋天，镇里扶贫办来人说搞合作社，养蟹。每户交五百，上头补一千做启动资金。全村三十多户交了钱。后来不知怎的，项目黄了，钱倒是退了，可每户只退了四百五，说是扣了五十块‘管理费’。为这事，大家心里都憋着气呢。”
周瑾和严建明对视一眼，两人都没说话，但眼神里的意思已经很明白。
孙连城一直没怎么说话。他走到水边，看着浑浊的湖水，又回头看看破败的村落。他在光明区工作时，也见过贫困，但那是城市里的相对贫困——下岗工人、低收入家庭。而这里的贫困是另一种质地，它浸泡在湖水的腥味里，渗透在开裂的墙缝中，写在那些因常年劳作而过早苍老的脸上。
他想起了周瑾在车上说的话：“不是用钱去送、去堆。”可面对此情此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真的是靠精准施策就能解决的吗？这些被生活磨去了锐气的人们，真的能被重新点燃希望吗？
天色渐暗，村支书老胡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几位领导，天晚了，要不……先到镇上歇歇？镇上条件虽然简陋，但总比村里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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