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民生，而不是去算计、奴役老百姓。
老子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这是从反面上论证不以正治国而造成的社会不安宁状况。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中的“忌讳”不是简单的一些言行上的忌讳，而是统治者限制老百姓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即限制命令太多，人民不能自由地生产与生活，那老百姓就会越发地贫困。
这其实就是希望统治者能有开放的态度，不要囿民！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才终于享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巨大益处。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则是说春秋未期的社会现实了。
那时国家没有管控武器。民间狩猎也好，自卫也好，制些刀剑弓箭之类的备用也正常。包括为服兵役而自备的武器装备。因为那时相当于实行的是府兵制，战时家家户户派人服兵役，自带装备。这在《木兰诗》中有所反映。
但若这些利器成了家家户户都必备之物并且多了，就说明一个家庭要经常多人服兵役，或用以民间械斗之类的。这就可想而知社会多不安宁，政治多么昏暗。
当然，这种情况就催生了墨家。
墨家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了保护民众、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的。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这点老子本着实用主义，对艺术进行了否认。
道家讲究朴素，物以致用是他们的起码价值观，所以他们对精神文明方面是有所忽略了的。
“伎巧”本应指歌舞一类的能力，当然也包括某些特技（如杂技之类的出众之能）。伎，表演者。
老子以此来概括他心目中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事物，包括艺术品创作。
老子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去弄这些，不过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弄些奢侈品（如玉珮）之类供赏玩的东西出来罢了，反而会助长“贵难得之物”的浮华风气。
诚然，老子不重视艺术甚至有点儿反对艺术创作。但他也看到了一点：社会过于热衷文艺，造成世风浮华也是不好的。
就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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