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开国贤相继续留在核心决策层，充分信任并依赖他们的治国经验。在民生治理上，外丙严格遵循商汤制定的“什一而税”政策，甚至在遭遇局部旱灾时，临时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并开放王室的“藉田”（王室直接控制的农田）供百姓耕种。他还下令修复商汤时期修建的灌溉工程，派遣农官到各地指导耕作，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这些举措看似“守成”，却在战乱初定的背景下，给了百姓休养生息的空间，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
在精神层面，外丙尤为重视祭祀的政治功能。他将商汤尊为“宗汤”，并参照商汤灭夏后祭祀先王的规格，为商汤举行了隆重的“祔祭”仪式（将死者神位供奉于宗庙）。祭祀当天，外丙亲自担任主祭，身着玄色祭服，手持玉圭，按照甲骨文记载的礼仪流程，向商汤的神位敬献牲畜、谷物与酒醴，并宣读祭文，强调“小子（外丙自称）不敢忘先王之德，必守仁政，以安万民”。这一仪式不仅是对商汤的缅怀，更向天下诸侯传递了“商朝统治延续性”的信号。此外，外丙还特意将早逝的兄长太丁列入“直系先王”的祭祀名单，为其修建单独的宗庙，定期祭祀——这一举动既体现了对兄长的敬重，也巧妙地弥补了“父死子继”传统的断裂，进一步巩固了王室内部的团结。
在经济发展上，外丙延续了商汤“农商并重”的策略。他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规定“新垦之田，三年不征”，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他放宽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允许商人自由往来于各诸侯国，并在亳都设立“市”（专门的交易场所），由官员负责管理市场秩序、调节物价。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商朝内部的物资流通，还吸引了周边方国的商人前来贸易，为商朝积累了更多财富。短短三年间，商朝的统治基础愈发稳固，诸侯反叛的情况几乎绝迹，百姓安居乐业，为后续仲壬、太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外丙去世后，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商汤的第三子仲壬。仲壬的称谓同样存在多种记载，《史记》称其为“仲壬”，《竹书纪年》则记作“中壬”，部分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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