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纪》《通志》则记载为“在位十七年”。现代史学研究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古代文献的传抄错误——早期史料可能记载为“十二年”，后世在传抄过程中误将“二”改为“七”，形成两种不同说法。结合甲骨文卜辞中对雍己时期祭祀活动的记载，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在位十二年”（公元前1497年—公元前1485年）。
雍己去世后，关于继位者的身份，史料中也存在争议：传统文献（如《史记》）记载“雍己崩，弟太戊立”，认为太戊是雍己的弟弟；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显示，太戊在祭祀中的位次排在雍己之前，部分学者据此推测，太戊可能是雍己的兄长，因早年被分封到外地，雍己去世后才返回亳都继位。不过，无论继位争议如何，太戊的继位成为商朝由衰转兴的关键——他在位期间整顿朝政、重用贤臣，开创了“太戊中兴”的局面，与太甲、祖乙并称为商朝的“三示”（三位有重大贡献的君主）。
雍己去世后，葬于狄泉，后世追谥其为“元王”——“元”在谥号中本为“始建国都、道德纯一”之意，但此处的谥号更可能是后世对其“开启商朝衰落”的隐晦评价。雍己的统治，虽短暂却对商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昏庸失政，打破了商朝自太甲中兴以来的稳定局面，使得商王室权威衰落、诸侯割据加剧，成为商朝历史上“由盛转衰”的标志性时期；而他留下的烂摊子，也为太戊的“中兴”提供了反思与改革的契机，推动商朝在经历危机后重新走向稳定。
从历史脉络来看，小甲与雍己的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小甲的“守成”虽缺乏创新，却维持了王朝的稳定；雍己的“失政”则彻底打破了这种稳定，开启了商朝中期的动荡。这两位君主的统治，不仅是商朝历史的重要转折，更反映了早期王朝“君主德行决定国运”的特点——贤君则国运兴，昏君则国运衰，这一规律在后续中国古代历史中不断重演，成为后世君主治国的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