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罪名处理了他的后事，以此警示其他宗室成员“不可觊觎权力、背叛周室”。
与管叔相比，蔡叔的下场则稍好一些。蔡叔虽参与叛乱，但在叛乱中“作用较小”，且有“悔悟之心”。周公考虑到“宗室团结”的重要性，决定对蔡叔从轻处置——废除他的“诸侯”爵位，免去所有官职，将他流放到偏远的“郭邻”（今河南上蔡一带），让他在那里“反省思过”。同时，周公还规定，蔡叔的子孙后代若能“安分守己”，未来仍可恢复宗室身份——这一处置既惩罚了叛乱者，又保留了宗室的“血脉”，体现了周公“恩威并施”的治国智慧。
处置完叛党后，周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处理被俘的殷商旧贵族。这些旧贵族大多是“顽固分子”，他们在叛乱中积极支持武庚，对周室充满敌意，被周公称为“殷顽民”。若将他们留在殷地，难免会“死灰复燃”，再次引发叛乱；若将他们分散到各地，又难以有效监管。同时，周公还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周室的都城镐京位于西部（今陕西西安一带），距离东方的中原地区与殷地较远，一旦东方发生叛乱，镐京的军队难以及时驰援——这也是此次叛乱能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经过反复思考，周公提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在东方营建一座新都城，将“殷顽民”迁移到新都城，集中监管；同时，以新都城为“东方政治、军事中心”，加强对东方的控制。这一方案得到了召公等大臣的一致支持。
随后，周公派遣召公前往东方“选址”——召公经过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洛水之滨”（今河南洛阳一带）作为新都城的地址。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既靠近殷地，又能辐射淮夷、徐戎等部落，是“控制东方的理想之地”。选址确定后，周公亲自制定新都城的规划方案：新都城分为“王城”（宫殿区，供周王与官员居住、办公）与“成周”（居民区，供百姓与“殷顽民”居住）两部分，城墙高大坚固，设有多个城门与防御工事，同时修建了连接镐京与东方各地的道路，确保交通与军事调度的顺畅。
经过数年的营建，新都城正式落成，被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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