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武力、轻制度”的倾向。
除了整顿吏治，穆王还意识到“律法松弛”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西周初年的律法多为“习惯法”，缺乏系统的条文与明确的量刑标准，地方贵族常常凭借特权滥用刑罚，导致百姓怨声载道。为解决这一问题，穆王命令时任司寇的吕侯（又称甫侯）主持修订律法，最终制定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有明确记载的成文法典——《吕刑》。
《吕刑》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明德慎罚”，即强调“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同时明确了“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的具体量刑标准与适用范围，规定了“疑罪从无”“宽宥老幼”等原则。例如，法典中规定“对年老体弱、年幼无知者，即使触犯刑罚，也可减轻或免除处罚”；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得随意定罪”。这些原则在当时极具进步性，不仅规范了贵族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平民的权益。
穆王在颁布《吕刑》时，特意召集诸侯于成周，向天下宣告：“刑罚者，非为虐民，乃为安邦。凡诸侯、大夫，皆当遵此律法，若有违法者，无论身份高低，一律严惩。”《吕刑》的颁布，标志着西周的法制建设进入成熟阶段，不仅巩固了穆王的统治，更为后世中国的法制体系奠定了基础，堪称“人类社会早期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
经过数年的整顿，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渐稳定，农业生产恢复，百姓安居乐业，史称“天下安宁，诸侯来朝”，穆王也由此获得了诸侯与百姓的认可，为后续的军事扩张与西行巡游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周穆王在位期间，西周王朝的国力逐渐恢复，穆王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远大的战略眼光，开启了“南征北战”的扩张历程——北击犬戎、南平荆蛮、东定徐乱，将西周的疆域与影响力推向顶峰。
西周时期，北方的犬戎是王朝最主要的边患之一。犬戎是游牧部落，活动于今陕西、甘肃北部及内蒙古一带，时常南下侵扰西周的北方边境，掠夺粮食与奴隶。穆王继位初期，为消除北方威胁，决定对犬戎采取“主动攻势”，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征伐。
第一次征伐发生在穆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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