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秦国能提供粮食援助。
当时，秦国的谋士丕豹因与晋惠公有杀父之仇，极力劝谏秦穆公：“晋惠公背信弃义，当年秦国帮助他回国继位，他却反过来攻打秦国。如今晋国饥荒，正是上天赐予秦国灭亡晋国的好机会，不如趁机举兵伐晋，一举吞并晋国领土。”丕豹的建议，在当时看来确实有道理——秦国若趁虚而入，大概率能取得胜利。但秦穆公却没有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他转而询问公孙支和百里奚的意见。
公孙支说：“晋国的百姓是无辜的，饥荒是天灾，并非百姓之过。我们不能因为晋惠公的过错，而让晋国百姓陷入绝境。”百里奚也附和道：“当年秦国有饥荒，晋国也曾援助过我们（公元前647年，秦国饥荒，晋国曾送粮给秦国）。如今晋国受灾，我们若不援助，不仅会失去民心，还会被天下诸侯耻笑。”秦穆公听后，坚定地说：“寡人治国，以民为本。晋君有罪，但百姓无罪。我们应当援助晋国，让天下人知道秦国是仁德之国。”
随后，秦穆公下令开启秦国的粮仓，征集了大量粮食，通过水路（渭河、黄河）和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晋国都城绛邑。这场规模浩大的粮食援助，被后世称为“泛舟之役”——当时，秦国的粮船在渭河、黄河上连绵数百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段佳话。晋国百姓得到粮食后，对秦穆公感激涕零，许多晋国人甚至说：“秦君之仁，远超晋君。”这场援助，不仅缓解了晋国的饥荒，更让秦国在中原诸侯中树立了“仁德之国”的形象，为秦国后来的东出中原赢得了舆论支持。
然而，受限于奴隶社会的时代背景，秦穆公的民本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在奴隶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百姓（尤其是奴隶）在本质上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民本思想更多是君主维护统治的手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尊重百姓权利”。这种局限性，在秦穆公去世后的丧葬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秦穆公三十九年（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按照当时秦国的丧葬制度，有一百七十七人被选为殉葬者，其中不仅有奴隶，还有不少曾为秦国立下汗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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