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摒弃了固守待援的保守方案，采纳苗贲皇“分中军之锐强两翼”的建议，及时改变军队部署：以上军与中军一部专攻楚军实力较强的左军，以下军、新军与中军另一部围歼楚军较弱的右军及郑军，形成典型的两翼攻击战法。这种战术不仅避开了楚军的锋芒，更能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将兵力灵活调配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填井平灶、营内列阵”的应变，到两翼协同进攻的执行，晋军的每一步决策都紧扣战场实际，展现出远超此前的战术灵活性与指挥协同能力，标志着春秋时期野战战术已从简单的正面交锋，向更注重阵型拆解、兵力调配的精细化方向发展。
不过，晋军在战役后期的表现，也暴露出春秋时代特定观念的局限性——晋将在战斗中恪守“礼”的准则，未能对楚军实施彻底打击。最典型的便是郤至追击楚军时，三次遭遇楚共王却主动趋避，追击郑军时又见郑成公而纵其逃走，始终坚守“不辱伤国君”的传统礼仪。这种行为在当时的贵族战争语境中或许被视为“仁义”，但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却错失了一举削弱楚军、瓦解郑国抵抗意志的绝佳机会。须知战争的核心目标是摧毁敌方战力、实现战略意图，过度拘泥于“礼”的束缚，反而可能留下后患——楚军主力未被彻底击溃，郑国也未因国君被俘而彻底臣服，为后续晋楚争霸埋下了隐患。这种“战中修礼”的做法，本质上是春秋贵族阶层战争观念的残留，随着战争形态向更残酷、更务实的方向演变，此类行为逐渐被时代淘汰，不足为后世军事行动所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