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对外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既利用又防范，最终却为外戚专权埋下了伏笔。
汉景帝时期，虽已开创以姻亲封外戚为侯的先例（如王信），但当时外戚势力尚弱，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汉武帝即位初期，由于其母王太后的影响，作为帝舅的田蚡、田胜均被封侯。其中，武安侯田蚡权势最重，他先任太尉，后升任丞相，“以肺腑为相”，权倾朝野。史载他“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可见其权力之大，已对皇权构成一定威胁。不过，即便如此，在汉武帝的强势掌控下，田蚡仍未达到专权的程度，最终在惊惧中病逝。
田蚡之后，汉武帝对外戚的态度变得更为警惕和审慎。他严格控制外戚仅凭姻亲关系封侯，转而推行“军功封侯”的政策。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皆因赫赫军功才得以封侯。这三人虽贵为大将军、骠骑将军，手握重兵，但汉武帝始终将他们限制在军事领域，不允许他们染指政治决策，从而有效避免了他们形成政治集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汉武帝晚年，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为了确保年幼的汉昭帝能够稳固继位，他遗诏封霍光为博陆侯，并命其与金日磾、上官桀等人共同辅政。霍光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外戚（其兄霍去病为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外甥），但他的女儿后来成为汉宣帝的皇后，霍氏家族逐渐演变为新的外戚势力。
霍光辅政期间，权力日益膨胀，最终形成了霍氏一门专权的局面，甚至废立皇帝。汉武帝精心设计的权力平衡，在他死后被打破，他晚年的这一决策，意外地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潘多拉魔盒，这或许是他始料未及的。
总而言之，汉武帝刘彻的官制改革，是其强化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核心手段。这些改革措施，既有制度创新的魄力，也有帝王权术的考量，深刻塑造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面貌，其影响既深远且复杂，功过是非，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