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像正常继位的太子那样，为先帝主丧；而汉昭帝（汉武帝幼子）在位期间，因霍光辅政、皇权旁落，既未出临汉武帝葬礼，也未能为汉武帝立庙，这就导致汉武帝的“祭祀合法性”出现了一段“空白期”。
宣帝正是抓住了这一空白，以“为武帝立庙”为突破口，宣示自己与汉武帝的“嫡系遗脉”关系——尽管戾太子刘据曾因“巫蛊之祸”被废，但宣帝作为刘据的孙子，是汉武帝血缘最近的后代之一。通过立庙、定庙号、设庙乐，宣帝将自己的“继位合法性”与汉武帝的“圣君形象”深度绑定，向天下传递出“我是汉武帝正统继承者”的信号，从而逐步摆脱霍光集团的牵制，树立自己的皇权权威。
武帝庙乐之争并非一场孤立的“礼仪之争”，而是宣帝为后续政治行动铺路的关键一步。其中，最直接的延伸便是对匈奴的征伐。
汉武帝晚年虽停止了对匈奴的大规模用兵，但匈奴对汉朝北疆的威胁并未彻底消除。汉昭帝时期，汉朝国力逐渐恢复，对匈奴的政策以“防御”为主；宣帝即位后，随着国内政局逐渐稳定，“征伐匈奴、扬汉国威”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夏侯胜反对为武帝立庙乐的核心理由之一，便是汉武帝“无德泽于民”，暗含对其“穷兵黩武”的批评——这一观点若被认可，将直接动摇宣帝征伐匈奴的“历史依据”。
因此，宣帝将夏侯胜下狱，不仅是为了震慑朝堂异见、巩固自身权威，更是为了“正名”汉武帝的征伐之举：既然汉武帝“攘四夷广土斥境”是值得颂扬的功绩，那么宣帝继承其遗志、征伐匈奴，便是“名正言顺”的“继统”之举。果不其然，在庙乐方案落地后的三个月，即本始二年九月，宣帝下令派遣五路大军，与乌孙国联合征伐匈奴——这是汉武帝之后汉朝对匈奴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最终大破匈奴，俘获匈奴单于的叔祖父、嫂嫂等重要贵族，极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使汉朝北疆得以长期安定。
从这一脉络来看，宣帝的“武帝庙乐”之举堪称“一举三得”：其一，通过为武帝立庙，彰显自己的“嫡系正统”身份，解决了继位合法性的争议；其二，以“孝”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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