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时期的重要官员。
杨恽对《史记》的感情极为深厚，他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写道：“太史公记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深知《史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也明白外祖父“藏之名山”的苦心——在汉武帝时期，公开《史记》无疑会招致灾祸；但到了宣帝时期，朝政清明，“与民休息”的国策取代了武帝时期的激进政策，社会氛围更为宽松，这为《史记》的公开创造了条件。
杨恽得以接近权力核心，与他举告霍氏谋反的功绩密不可分。汉宣帝即位初期，霍光家族把持朝政，霍光死后，其子霍禹、侄孙霍山等密谋谋反，企图推翻宣帝。杨恽通过侍中金安上提前得知消息，立即向宣帝禀报，宣帝迅速部署兵力，平定了霍氏叛乱。事后，宣帝论功行赏，杨恽与金安上等五人因“举告有功”被赐封爵位，杨恽封为平通侯，迁升中郎将，成为宣帝信任的重臣。
地位稳固后，杨恽开始着手推动《史记》的公开。他认为，此时“朝政清明，上下和洽”，朝廷已能容纳不同声音，《史记》的“实录”精神不仅不会招致灾祸，反而能为后世提供借鉴。于是，他先将《史记》抄本呈献给宣帝，详细阐述其史学价值，恳请宣帝允许《史记》公开传布；同时，他还将《史记》抄本赠予朝中的儒生与学者，让更多人得以研读。宣帝阅读《史记》后，虽对其中批评汉武帝的内容有所保留，但也认可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更欣赏杨恽的忠诚与远见，最终同意了杨恽的请求，诏令《史记》“得以公开传布”。
《史记》的公开颁行，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此之前，中国虽有《尚书》《春秋》等史书，但多为编年体或国别体，且内容简略，缺乏对人物与事件的详细记载；《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例，以“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结构，全面记载了上古至汉武年间的历史，为后世史书的撰写树立了典范——此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二十四史”，均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史记》的公开使更多人得以接触这部经典，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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