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会议，专门商议“立刘欣还是立刘兴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朝堂之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浮现出来。丞相翟方进与骠骑将军王根率先表态，他们认为：“刘欣是陛下弟弟（定陶恭王刘康）的儿子，按照《礼记》中的记载，‘同胞弟兄的儿子，就好比是自己的儿子一样’，从宗**理来看，刘欣与陛下的亲缘关系虽不如中山王刘兴（陛下亲弟）亲近，但却更符合‘父死子继’的主流传承逻辑。且刘欣贤明能干，深得陛下赏识，立他为太子，既能稳定朝局，也能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也随即附和，明确表示支持翟方进与王根的意见，认为刘欣是更合适的储君人选。
然而，御史大夫孔光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为儒家经典的忠实信奉者，孔光坚持以“血缘亲疏”作为立储的核心标准，他说道：“陛下，按照礼制，选立皇位继承人应当优先考虑血亲关系的远近。中山王刘兴是先帝（汉元帝）的儿子，也是陛下的亲弟弟，血缘关系最为亲近。《尚书·盘庚》中曾记载殷商时期‘兄终弟及’的传承制度，当年盘庚正是在哥哥去世后继承王位，最终带领殷商走向兴盛。如今陛下无子嗣，立亲弟刘兴为储君，既符合古制，也能彰显陛下对宗室血亲的重视，这才是稳妥之举。”孔光的意见，代表了朝堂中坚守传统礼制的一派观点，也让御前会议陷入了短暂的争论。
最终，汉成帝做出了决定。他一方面认为《礼记》中“兄弟不能一同进入太庙祭祀”的记载，意味着若立弟弟刘兴为储君，未来可能会在宗庙礼制上出现矛盾；另一方面，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与王根的持续劝说，以及他对刘欣才干的认可，都让他最终倾向于立刘欣为太子。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汉成帝正式下诏，册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
出人意料的是，刘欣在接到册立诏书后，并没有立刻接受，而是向汉成帝上了一道辞让奏折。奏折中写道：“臣有幸继承父亲的定陶封国，成为一方诸侯王，本就心怀感恩，不敢有非分之想。如今陛下欲立臣为太子，臣深感惶恐——臣的才干与品德都不足以承担储君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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