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娟看着他把话说完,没有再反驳。他这句话里混着一种她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笃定——那种笃定不是来自神启卷轴的权限,也不是来自黑卡里永远刷不完的余额,而是来自一个曾经被房租和泡面逼到绝境的人,终于坐在牌桌对面,拥有了给出承诺的能力。
诺顿工业的总部大楼坐落在伯明翰东南郊的一片老工业区里,距离伦敦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红砖建筑,外墙上爬满了暗绿色的常春藤,正门上方嵌着一块已经氧化成铜绿色的铭牌,上面镌刻着诺顿工业的创始格言——Precisionisthesoulofindustry。楼虽然老,但保养得极好,走廊里的木质地板被岁月磨得发亮却不失油润,墙上挂着历任董事长的油画像,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络腮胡大叔一路排到当代的银发绅士,每一幅画像的右下角都标着任职年限,许多年份跨度都在二十年以上。
格雷夫斯爵士在总部大门口的台阶上亲自迎接。这位六十五岁的英伦老绅士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领结打得一丝不苟,银灰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拄着一根黑檀木手杖。他的眼睛是那种英伦贵族特有的浅蓝色,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温和的审视,像是在评估一件古董的真伪。他身旁站着的是诺顿的首席财务官玛格丽特·陈,一位四十来岁的华裔女性,短发干练,目光锐利,讲一口带着伯明翰口音的英语。另一边是诺顿的首席法务官托马斯·布莱克伍德,一个瘦高个子的英国中年男人,西装颜色偏深,衬托出一头稀疏的金发与削瘦的下颚,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捏着一支没有摘笔帽的钢笔,整个人从站姿到表情都像是刚从伦敦金融城的并购法庭走出来。
“毕先生,欢迎来到诺顿工业。”格雷夫斯爵士伸出手,手指枯瘦但有力,握手的方式是老派的英式——握得快,松得也快,不黏手,分寸感十足,“我必须承认,当我的助理告诉我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企业家想跟我会面时,我以为他搞错了预约对象的年纪。”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夸他年轻,实际上在问他资历够不够——毕克定当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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