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英式红茶喝了一大口——喝得不太优雅,但足够坦然。坐在诺顿首席财务官旁边的玛格丽特·陈忽然摘下眼镜往椅背上靠了靠,从面前文件夹底下抽出一张事先备好的财务测算摘要递了过去。摘要表里用荧光笔标出的正是养老金缺口数字与框架附录中的注资金额对照栏,她作为CFO早就熬了好几晚推演所有注资方案的可行性,毕克定给出的结构跟她私下向董事会提交的“最理想但最不可能出现”的模型几乎重叠。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双方进入正式的条款细节谈判。诺顿的法务团队果然没有客气——他们把框架协议的每一个条款都拆开来逐字逐句地推敲,从知识产权归属到利润分配比例,从董事会席位的投票权重到联合实验室的专利申请署名顺序,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争。毕克定和笑媚娟带来的投资团队也寸步不让:诺顿坚持把合资公司注册地放在伦敦,毕克定寸步不让地锁定上海自贸区;诺顿要求以现汇方式一次性注入全部三亿英镑,毕克定坚持分两批兑付,第二批以技术服务采购形式转为等值英镑结算;诺顿首席法务官想把专利池的独立审计权限全部保留在英方,笑媚娟当场给出了合资公司另设独立的合规委员会、中英双方审计师共同轮值签署每一份专利使用备忘录的方案。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度暂停了正式议程,两群西装革履的谈判代表分成几组在走廊交换计算底稿,咖啡被喝掉了整整八壶。
直到下午四点半,毕克定在做最后陈述时把笔搁下揉了揉眉心,声音已经有些沙哑:“各位——当年诺顿为协和式客机生产第一片涡轮叶片的时候,厂房还没有我们今天这间会议室宽敞,设备精度只有现在一台数控机床的十分之一。你们那时候不怕犯难,现在海上风电这一轮机会也不需要怕。在座任何一位手上攥着的技术图纸拿到亚洲市场都能重新发牌,缺的从来不是图纸,是愿意和你们一块儿走完这条路的战友。”
这番话一出口,玛丽琳·陈和布莱克伍德同时停下了正在计算的便携终端。格雷夫斯爵士则坐在椅子里,目光落在桌角那排蒸汽轮机模型上一言不发地沉默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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