毙的，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细绳，像是琴弦，但更韧，没留下太多纤维。
身上衣服整洁，甚至褶皱都被小心抚平过。脸上……”林国栋顿了顿，“法医说，死后被细致清洗，甚至可能涂抹了极薄的油脂，保持……‘鲜活’感。然后，就是这个。”他的指尖重重落在灼痕照片上。
“第二个，隔了半个月。二十五岁，书店店员，独居在老街的阁楼。失踪那晚下雨，街坊没听到异常。遗体在城北荒废的藕塘里被发现，同样的勒毙方式，同样的遗体处理，同样的符号。”
“第三个，一个月后。二十七岁，小学体育老师，健壮，有晨跑习惯。早上出门后失踪。遗体在南郊水渠的涵洞里……”
林国栋的声音越来越低，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地点，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舌尖，也压在听者的胸口。他讲述了五个受害者，他们年龄相仿，职业普通，性格大多安静内向，社会关系简单，像是被精心挑选过的、不会引起太多涟漪的“素材”。
“我们当时疯了一样。”林国栋闭上眼睛，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没日没夜排查、走访、蹲守的混乱与焦灼，“所有方向都试了。仇杀？情杀？随机变态？但受害者之间毫无联系，生活轨迹没有交叉。凶手像幽灵，来去无痕。他留下的唯一标记就是这个符号，还有……那种对遗体近乎偏执的‘打理’。”
“我们请了民俗专家、心理学家，甚至研究神秘符号的学者。‘喜鹊登枝’通常寓意吉祥、姻缘、好消息。可凶手用它标记死亡。有专家说，这可能象征‘引渡’，把死者‘送’到某个地方，或者……完成某种‘结合’。结合什么？生与死？还是……凶手和受害者？”
林国栋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我们想过，凶手可能是在为自己搭建‘鹊桥’，连接阴阳，或者……寻找某种替代性的伴侣？但受害者都是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