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宁只知道，联合政府掌握着让我“觉醒”的“钥匙”，但他不知道这把“钥匙”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这种“信息缺失”是可以利用的部分，但不同于从前的谨慎，这次我发现杨佩宁的“破绽”之后，就毫无顾忌的、开始琢磨要怎么利用。
一方面是双方已经捅破了窗户纸，提防和谨慎只能锦上添花，杀机必现和机关算尽，才是我们都知道、双方一定会做的事。
另一方面，我还是对杨佩宁“不能利用静电”表示怀疑，所以我这一次的“思考”，也算是对杨佩宁的一种试探。
当然，用这种事情来做试探，确实有那么一点浪费，但我知道杨佩宁肯定还有后手，所以到了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已经不会再奢望、靠着某一个破绽来逆风翻盘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成长，但这次好像是我多疑了。
在我琢磨要如何利用“信息缺失”的时候，杨佩宁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想法，只是以一种撰写回忆录的状态、细数着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那是杨佩宁视角中的、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所以和我记忆中的“师生”完全不同。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联合政府的一座秘密基地。
现实中的我们不是师生、甚至不是同类，所以杨佩宁也不是我的授业恩师，而是作为众多顾问之一、来替我编撰一段“人类的记忆”。
彼时的杨佩宁，就像所有参与重大工程的人一样，完全不知道这项工作的实际意义，但那时的他还算“听话”，所以他也没有多问，只是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属于他的工作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整项工作从前期准备到最后完成，杨佩宁都没见到我的存在，但是在很久、甚至是几次“时间蝴蝶效应”之后，他才偶然得知在那段时间，我一直参与着他们的工作。
所以哪怕我没有那段记忆、杨佩宁也没亲眼看到我，但他还是把那次“合作”、当成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再之后的事情，我就基本都知道了。
杨佩宁在一次次的参与中，其自身的能力逐渐得到赏识，对于各项工作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深。
比如1984年的“造神计划”会议、比如进入E.C.S.O、再比如后来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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