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堂设在城西的老式居民楼里，苏秉哲生前单位的家属院。地方不大，三十平米不到的客厅，此刻挤满了花圈。白色的、黄色的菊花堆满了墙角，挽联上的墨字还没干透，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湿漉漉的光。
正中央挂着苏秉哲的遗像。黑白照片，是他三年前退休时拍的，穿着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整齐，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他很少有的、对着镜头笑的样子。照片下面摆着香炉，三炷香已经烧了一半，青烟笔直地向上，在抵达天花板前散开，让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香火和花香的、奇异的味道。
王素云坐在遗像旁边的椅子上。
她一夜之间白了头。
不是文学修辞，是真的白了。昨天还是花白的头发，今早起来，对着镜子，她看见自己满头的银丝，在晨光里刺眼得像落了一层霜。她没有哭，只是安静地坐着。
来吊唁的人不多。苏秉哲退休多年，老同事大多搬走了，还在本地的，来的也就七八个。他们轮流上香，鞠躬，说几句“节哀”，然后匆匆离开，仿佛这间屋子里弥漫的不只是悲伤，还有一种让他们不安的东西。
有人低声问：“凌云那边……”
王素云抬起头，眼神空洞：“今天宣判。”
问话的人沉默了，拍了拍她的肩，放下一个白包，转身走了。
墙上的时钟指向上午八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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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
苏凌云走进法庭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或者说，集中在她左臂上。
灰色的囚服袖子，被她撕下了一截。粗糙的灰布，用一根白线草草缝在左上臂，形成一个简陋的孝箍。囚服编号2234就在孝箍下方，灰底黑字，像一道耻辱的烙印。
她戴着孝出庭。
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不能送父亲最后一程，不能守在灵堂，不能亲手给父亲烧一张纸钱。她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也告诉自己：父亲走了，是被这场冤案、被陈景浩、被这个荒谬的法庭逼死的。
审判长看见她臂上的孝箍，眉头皱了一下，但没说什么。
旁听席今天人少了一些。周启明的家属还在，依然拉着那条“严惩凶手”的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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