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一早晨，天阴得厉害。
余则成站在台北站门口等车，手里拎着公文包，皮面被潮气浸得发暗。他抬头看了看天，云层压得低低的，灰蒙蒙的一片，估摸着要下大雨。街上行人匆匆，黄包车夫拉着车跑得飞快，车轱辘碾过湿漉漉的路面，溅起细细的水花。
三个月了。
他心里默算着日子。来台湾整整三个月了，组织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像断了线的风筝，飘飘荡荡的，不知道往哪儿落。老赵那边传过两次话，都是“等风头过去”、“暂时不要动”。等，等，等——除了等，他什么也做不了。
香港的生意更是没影儿。上回跟吴敬中提了那个“陈先生”，吴敬中当时眼睛一亮，可后来再问，余则成就只能含糊着说“还在接洽”。接洽个鬼，他连香港那边往哪儿写信都不知道。
车来了，是站里那辆旧福特。司机老刘摇下车窗：“余副站长，上车吧，雨快来了。”
余则成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一股霉味混着机油味，熏得人头晕。老刘一边开车一边唠叨：“这天气，真要命。我老婆晾的衣服三天都没干，摸着都黏手……”
余则成没搭话，看着窗外。街边的店铺陆续开门了，早点摊冒出腾腾热气，卖豆浆油条的吆喝声穿透潮湿的空气传过来。一切都平常，可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少了点什么。
车到站里，雨还没下。余则成下车，抬头看了眼那栋四层灰楼——泉州街26号，保密局台北站。牌子是新挂的，黑底金字，在阴天里反着哑光。
他走进楼里，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走廊里灯还没全开，昏暗的光线下，几个文员抱着文件匆匆走过，看见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到办公室，他放下公文包，脱了外套挂好。桌上堆着些文件，都是些例行公事：各处的周报、经费申请、人员调动建议……他随手翻了翻，没什么要紧的。正要坐下，电话响了。
是吴敬中打来的，声音听着有点急：“则成，来我这儿一趟。”
余则成心里一紧：“站长，什么事？”
“来了再说。”
挂了电话，余则成整了整衣领，往站长室走。走廊尽头那扇门虚掩着，他敲了敲，里头传来吴敬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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