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黄的，昏昏的，像快要熄灭的炭火。
时间一分一秒地熬。
终于，九点了。
卫生院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先是药房，然后是诊室，最后，陈大夫那间屋的灯也灭了。门“吱呀”一声打开，那声音在静夜里格外刺耳。又“哐当”一声锁上，铁锁撞在木门上，闷闷的一响。脚步声慢慢走远，布鞋底子摩擦着地面，沙，沙，沙，渐渐听不见了。
又等了十分钟。瘦些的在心里默数，数到六百下。
“走。”瘦些的站起身，腿都麻了，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跺了跺脚，血往腿上涌，一阵酸麻。
两人摸到卫生院后墙。墙不高，就一人多高，用黄泥混着稻草夯的。瘦些的蹲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宽肩膀的踩着他肩膀，布鞋底子上沾着泥。宽肩膀的手扒着墙头，一用力就翻了上去。然后他俯下身，伸手把瘦些的也拉上去。
跳进院子，落地声很轻，像两片叶子飘下来。
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瘦些的掏出手电筒，用黑布裹着，只漏出一丝光。光柱在地上扫了扫，照出几堆杂物——破箩筐、烂木板、生锈的铁桶。还有晾衣绳上挂着的白大褂，洗得发灰了，在风里晃荡，袖口张开，像吊死鬼在招手。
宽肩膀的打了个哆嗦，牙齿磕在一起，嗒嗒响。
“档案室在哪儿？”瘦些的问，声音压得极低。
“应……应该在前排左边第二间。”宽肩膀的说，“白天我来看过，假装肚子疼。”
两人摸到前排。门都锁着，是老式的挂锁，黄铜的，已经锈了。瘦些的从兜里掏出根铁丝，一头弯成个小钩。他插进锁眼里，左右捅了捅，耳朵贴着锁孔听。里面弹簧咔嗒咔嗒响。
“咔哒”一声，锁开了。
推门进去，一股子霉味混着药味冲出来，呛得人想咳嗽。屋里很窄，靠墙摆着两个木架子，松木的，已经变形了。架子上堆满了牛皮纸袋，有的破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纸张。
瘦些的把手电筒光调亮了点，照在架子上。纸袋上贴着标签，写着人名和年份，墨迹已经淡了：
“李桂花，民国三十五年生”
“张建国，民国三十六年生”
“赵小栓，民国三十八年生”
“找丁念成，”他说，“1950年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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