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沉思了片刻，端起骨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才回答，她的语气很平和：
“我的答案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够政治’：核心原则是，让专业的人，在他们专业的领域里，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策空间。政治家，尤其是作为总理的我，职责不是去替财政部长做具体的财务模型，也不是去指导能源部长设计电网。我的工作是，确保他们做这些专业决策时，所依据的前提和目标，比如社会公平性、长期的国家竞争力、环境的可持续性，是我们这个内阁团队经过充分讨论后共同认可的。然后，当最终方案因为其专业性而可能显得‘不近人情’或‘艰难’时，我需要站出来，向议会、向媒体、向公众，清晰地解释为什么这个方案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共同承担什么。在我们这里，试图把复杂的专业问题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也很较真，他们不吃这一套。”
近卫宁子接着向冰岛的女财政部长提问，问题非常具体，涉及主权基金资产配置的数学模型、不同风险等级资产的权重设置、以及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品对冲主要出口产品（如三文鱼）的价格波动风险。对方给出的回答专业而详尽，模型复杂，但反复强调的核心原则是“世代公平”，即不能为了满足当下政府的支出需求或民众的短期福利，而透支甚至挥霍本应属于未来子孙的自然资源收益。
艾米莉的问题则转向了小国外交的微妙艺术：“部长女士，作为一个人口小国，冰岛如何在西盟、美国、殷国等强大邻邦和伙伴之间，保持自身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如何避免在国际事务中被简单地忽视，或者……在涉及自身利益时，被更大的伙伴‘代表’或‘代言’？”
冰岛女外长的回答犀利而坦率，带着小国外交官的实战智慧：“第一，永远要有一份清晰的、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核心利益清单’。并且，要有勇气和技巧，在关键时刻，对哪怕是强大的朋友，说出‘不’字。妥协是常态，但底线不能模糊。”
“第二，要善于找到并不断强化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我们在北极事务上的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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