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京都已褪去寒意，长安街两侧的国槐抽出新绿，而周瑾的书房却始终弥漫着油墨与咖啡混合的味道。自三月敲定报告框架后，他便进入了近乎闭关的状态，书桌最上层的《香港基本法》（注：架空设定中对应《香江基本法》）被翻得卷了边，祖父周建国特意从中央档案馆调取的内部政策汇编，用红笔圈满了关键条款——“保持香江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中央人民政府保障香江居民的合法权益”“为香江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这些条文成为报告中“维护香江繁荣稳定”的核心政策依据。
“爸，这是金管局最新的外汇储备明细，还有恒生指数33只成分股的持仓变动，你看看能不能从计委渠道核实下外资持仓的穿透数据。”周瑾将一叠报表推给深夜来访的父亲，眼底布满红血丝。父亲接过文件，指尖划过“1996年一季度香江外汇储备890亿美元”“汇丰银行、长江实业等蓝筹股外资持股比例超40%”等数据，眉头微蹙：“这些数据涉及跨境资本流动，核实难度大，但我会协调相关处室尽力而为。”临走前，父亲留下了一份标注“内部参考”的《香江金融监管体系研究报告》，里面详细列明了香江证监会与金管局的权责划分，成为报告第一部分的重要素材。
与此同时，周瑾专程赴燕园拜访了导师沈明远。这位深耕国际金融领域三十年的老教授，听完周瑾的风险预判后，先是沉默良久，随后从书架上搬出一摞厚厚的案例集：“你说的索罗斯量子基金，在1992年狙击英镑时用的就是‘杠杆做空+舆论造势’的组合拳，这是当时的详细操作复盘。”沈明远翻开书页，指着其中的图表分析，“他们先借入大量英镑，再集中抛售打压汇率，同时利用衍生品工具放大收益，等汇率跌破底线后再低价买回偿还，赚取差价。”在沈明远的协助下，周瑾厘清了国际资本做空香江的完整逻辑链：先通过热钱推高资产价格，再利用回归前后的市场恐慌情绪，集中抛售港元与港股，同时通过离岸衍生品市场对冲风险，最终击穿联系汇率制度。沈明远还补充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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