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拆借利率与恒指期货的相关性，每周形成监测报告，同时同步给香江金管局和华耀资本。1998年3月，监测团队发现，量子基金通过三家新加坡银行，暗中吸纳了近百亿港币的空单，同时在股市减持了多只蓝筹股，周瑾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政务院，并通知华耀资本做好应对准备。
忙碌的间隙，与陈盼盼的联络是周瑾最温暖的慰藉。每周日晚，他都会准时拨通越洋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总能驱散疲惫：“瑾哥，京都降温了，你在香江要记得添衣，别总熬夜看资料。”周瑾会笑着分享生活琐事：“这边的茶餐厅叉烧饭味道不错，冻柠茶很解腻，等你过来，我带你去尝尝。”谈及工作，他只轻描淡写：“一切都顺利，华耀资本的资金已经布局到位，找到了几个优质的投资方向，你放心。”
书信则更显细腻，他会在信中描述维多利亚港的夜景，说联络部楼下的凤凰木开得正盛，偶尔也会提及与李建国等同事的相处趣事，却绝口不提国际炒家的威胁与潜在的风险。陈盼盼的回信里，会夹着京都的枫叶标本，写下对未来的期许：“等香江的事情平息，我们就去海边，再看一次日出。”这些书信被周瑾小心地收在公文包的夹层里，每次翻阅，都能感受到前行的力量。
资金布局也在悄然推进。1997年10月，周瑾将800万元个人资金存入香江本地的三家银行，分别开设了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仅进行小额试探性交易，熟悉市场规则的同时，避免引起注意。与此同时，华耀资本的15亿元资金通过多家离岸账户，完成了分散布局——一部分买入汇丰、长实等蓝筹股的少量流通股，一部分配置了恒生指数期货的对冲合约，还有一部分投向了香江本地的优质债券，静候危机爆发的时机。
1998年6月，香江的天气愈发闷热，金融市场的氛围也日趋紧张。恒生指数从1997年8月的16497点高位，已跌至8000点附近，楼市价格也出现了20%的跌幅。周瑾站在联络部的窗前，俯瞰着中环的车水马龙，口袋里的青田石印章微微发烫。他知道，国际炒家的总攻即将到来，而他和华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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