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也没想从中牟利，只是一心想把福州建设好，做出成绩。
他指着窗外。
“你看看！福州有良港，有腹地，只要港口建起来，就能富甲一方！现在倒好，只允许换房，不允许合理的货币补偿，谁还愿意积极配合拆迁？发展速度必然大减！”
“难道要等着这里跟安南、肃州那些地方一样，靠种地、放牧慢慢发展？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岂不成了空话！”
当晚，几名与知府交好、同样负责港口建设的官吏私下小聚，几杯酒下肚，话题自然离不开白天的事。
一个工部官员抱怨。
“里长未免也太小心了！担心贫富差距？等福州富起来了，多交点税，不就能支援边疆了？现在这样捆住手脚，怎么发展？”
一个民部官吏摇头。
“就是！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更拥护红袍，有何不好？我看里长是这些年被民会和地方官斗怕了，生怕出一点乱子。”
“我看啊，里长是忘了咱们红袍起家的根本了！咱们当初不就是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有机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有何不可？”
另一人附和道。
几人越说越觉得里长此举是因噎废食，完全没必要。
这些议论，很快又通过夜不收，传到了魏昶君耳中。
他听着汇报，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他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和......孤独。
一种超越了时代，不被当下所有人理解的孤独。
他看到的，是更长远的隐患，是制度性的危机萌芽，而这些，眼前的百姓和许多官吏，还无法理解。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电报铃声从隔壁房间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