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的工钱，不再是东家随手抓一把铜子，而是用红纸仔细包好、盖着合作社小印的银元和铜元，数额与门口木牌上写的、她们心里也大致有数的工价基本吻合。
“王婶，这个月发得挺准，我算了，比上个月还多了十几个大子！”
一个年轻点的女工小声对旁边年长的说。
“那是，新来的那个管事的说了，以后都这个日子发，不拖欠，听说东家......哦不，厂里上头定了新章程，再敢克扣拖延，要罚钱的，管事也跑不了。”
王婶脸上露出点难得的笑意，小心地把钱袋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地方。
“听说下个月，还要请个懂草药的郎中，每旬来一次，给咱们看看头疼脑热，不收钱，要是能在厂里弄个小药房就更好了......”
“想得美！有郎中看就不错了，以前在‘刘记’织坊，手被梭子打出血，东家就给了把香灰让按上，后来烂了那么大个窟窿......”
另一个女工撇撇嘴，心有余悸地摸了摸手背上一道明显的旧疤。
不远处，原来的工头，现在叫“生产代表”，正和一个穿着深蓝色复社制服的年轻“劳资协调员”低声说着什么。
工头脸上没了往日的横气，甚至带着点讨好的神色。协调员则拿着个小本子，边听边记，不时指向厂房某个方向，似乎是在询问通风、防火、还有那据说正在筹备工人休息处的进度。
类似的情形，在保定启新钢铁厂、天津原华盛机器厂、还有南面几家被接管重组的大型纺织厂、乃至许多中小型、原本就靠压榨工人血汗苟活的作坊里，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
强制推行的《劳动律》和《招募律》，如同两道虽然粗疏、但足够坚硬的栅栏，将资产那只贪婪的手，挡在了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与生存尊严之外。
虽然远谈不上“福利”，虽然工时依然漫长，劳作依然辛苦，但至少，工钱有了谱，伤病有了最起码的着落，监工的棍棒不敢再那么肆无忌惮。
对于那些习惯了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工人来说，这已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次，是那股几乎要吞噬掉整个农村的、疯狂的“圈地”热潮，终于被一股无形的、但极其强大的力量，强行遏制、甚至逆转。
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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