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投资，想开什么厂，只要不是核心产业，按新章程，在投资目的地缴纳一笔‘地方发展统筹基金’，比例已经谈妥了，比预想的低，就再也没人能拿当年的‘徙迁令’说事，拦着咱们了。”
“第二。”
“放宽大型私营资本进入军工配套领域的门槛，以前那是官办的东西，想都别想，现在，只要通过‘技术安全审查’和‘资质认证’，就可以参与舰船零件、军用被服、野战口粮、甚至部分非核心的枪械零部件的生产和供应，利润嘛......各位都清楚。”
“第三，在东南沿海、长江中游、以及北方工业基础较好的几个地方，试点设立‘特别经济协作区’，区内企业，在用工合同、薪酬标准、产品定价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协商权’。”
“地方官府主要负责‘保障经营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原则上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经营管理’。”
三条。
字字句句，都像钥匙，精准地插进了禁锢他们这些被里长迁徙的财阀身上长达数十年的枷锁锁孔里。
迁徙限制取消，意味着他们被冻结、分散、压制的庞大资本和商业网络，可以重新整合、流动，投向利润最丰厚的地方和行业。
军工门槛降低，那是一块闪着金光的、以往可望不可即的肥肉。
特别经济区，更是给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相对自由的管理和定价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成本，追求利润。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这不仅仅是政策变化，这意味着一场财富与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而他们，这些被压抑了太久、却从未真正熄灭野心的“旧富”，似乎终于等到了翻身的契机。
彼时，一个干瘦的老者，声音有些凝重。
“徐渭仁......启蒙会，他们真敢这么干？不怕咱们尾大不掉？不怕复社那帮人闹翻天？”
陆文瀚冷笑一声。
“徐渭仁不是傻子，他敢开这个口子，自然是算计过的。”
“咱们这些人，有钱，有人脉，有管理产业的经验，但缺什么？缺权，缺在朝堂上的声音，缺在军队里的根脚。”
“他放开经济，让咱们赚钱，咱们就得靠着他，依赖他维持这个能赚钱的‘秩序’，咱们赚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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