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受害者到底是谁选的？
还真不好武断下结论。
有可能是‘窥探者’指定了名单和标准，由实施者去抓人；
也有可能是实施者提供了候选，由‘窥探者’拍板；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为了强迫群主按照他们的思路走，窥探者将熊贝贝和孙立祥选定为目标。
至于其他目标，可以由行动执行者来选择。”
“其实，不止受害者特征！”
秦枫把话题延伸开：
“涉案地特征和致死手法这两个剖绘标准，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就拿最关键的涉案地——
那个废弃矿洞来说。
这个地方，是由‘窥探者’选择的？
还是执行作案的人选择的？
或者，是他们共同商定的？
我们缺少判断依据。”
“致死手法也是一样。
本案里目前确认被杀害的耿爽，直接死因是车祸。
应该是意外。
而在矿洞内的互残设计。
和国际刑警提供的‘曼陀罗尸花案’里，凶手处理失踪者的方式，是相同的。
所以，这次的爆炸挟持案里，作案手法的选择，明显更符合‘窥探者’的特征。”
秦枫总结道：
“至少，从目前的线索看，核心的作案手法，也就是诱导自相残杀，其决策权大概率掌握在‘窥探者’手中。
但具体到每一个实施环节——
比如怎么制造车祸、怎么绑架、怎么布置炸弹的物理细节？
执行者的自由度，可能想到比较高。”
沈庭看着屏幕上快速闪过的分析，微微点头。
他明白大家的意思了。
这次的案子，因为可能涉及“窥探者”与“具体实施者”两个不同层级、不同动机、不同行为模式的犯罪主体。
传统的、针对单一凶手的犯罪剖绘方法，在这里遇到了障碍。
从受害者特征、涉案地特征、致死手法等方面推导出的结论，可能会混杂着两个主体的不同特征。
一些特征可能指向幕后操控的，“窥探者”的心理。
另一些特征可能反映前台执行的，“实施者”的习惯。
如果不加以区分，强行整合出一幅剖绘画像。
那这幅画像很可能是个扭曲的、无法对应到真实个体的“四不像”。
甚至会误导后续的侦查方向。
但，难道就因为这困难，就放弃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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