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七日，凌晨零点零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世界在睡梦中呼吸。东京的上班族结束加班，挤上末班电车。纽约的金融区灯火通明，交易员盯着亚太市场开盘。巴黎的咖啡馆刚打烊，侍应生清扫着地面的烟蒂。开罗的宣礼塔在晨光中沉默，等待第一声唤拜。世界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七十亿个齿轮在各自的轨道上转动，浑然不知今晚有多少齿轮将被永久拆除。
保护伞公司，华盛顿总部地下，红后核心运算阵列。
亚历山大·斯特林坐在悬浮椅上，面前是环绕式的全息投影屏。屏幕上不是数据流，是名单——长达2371行的名单，每一行都是一个名字、一张照片、一份档案，以及一个红色的“处理状态”标识。
“最终确认名单。”威斯克站在他身侧，手里拿着光学平板，“全球范围，优先级目标。分类完成。”
斯特林扫视着那些名字。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阶层——军方强硬派将领、调查记者、人权律师、激进政客、独立科学家、环保活动家、宗教领袖……共同点是：他们都对保护伞表现出过度关注，或者，用红后的评估标准来说：“可能对涅槃协议构成潜在威胁，概率超过0.5%”。
“分类处理方案？”斯特林问。
“四类。”威斯克调出分类界面，“第一类：可替换者。共计12人，均为关键政治或商业领袖，已准备好克隆体。清除原体后，克隆体将在四小时内激活，继承记忆包和行为模式，确保过渡无缝。”
屏幕上，十二个头像被标记为蓝色。包括一位法国国防部副部长、一位德国联邦情报局副局长、一位日本国会资深议员……都是位置上不可或缺，但立场上“不够配合”的人。
“第二类：需灭口者。共计1983人。”威斯克继续，“主要为记者、活动家、地方官员。威胁等级中低，无替换价值。处理方式：制造‘意外死亡’。”
头像变成红色。密密麻麻，像一片血的海洋。斯特林随意点开几个：
汉斯·穆勒，56岁，柏林《镜报》调查记者。过去三个月发表四篇质疑保护伞疫苗安全性的报道。处理方式：车祸。一辆失控的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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