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
会议结束。官员们陆续离开，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疲惫和不安。
顾问最后一个走。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渐暗的城市，拿出加密手机，拨通：
“威斯克先生，政府这边搞定了。他们会按我们的方案走。”
“很好。”威斯克的声音传来，“继续监控。明天是关键——症状会进一步升级，社会秩序指数预计跌破70。准备好‘第二阶段应对方案’。”
“第二阶段是？”
“当恐慌开始自我强化时，”威斯克说，“就需要提供一个新的‘焦点’。比如……一场恐怖袭击的预警，一个外部威胁的谣言，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停电事故’。把人们的恐惧，引导到我们设计好的方向。”
“明白。”
通话结束。顾问收起手机，最后看了一眼东京。
这座城市，正在他眼前，一点一点地……软化。
像一块慢慢融化的黄油。
而握着刀的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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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阿笠博士家地下室。
灰原哀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曲线，手指冰凉。她刚刚完成东京都电力消耗的异常分析——过去24小时，居民区夜间用电量下降15%（因为更多人早睡或卧床），但医院和某些“特定设施”的用电量激增300%。
那些特定设施的地址，她一个个查了。都是最近三个月新建或改造的建筑，名义上是“社区健康中心”、“药品仓库”、“医疗设备维护站”。但实际上，从卫星图像看，它们有共同特征：高围墙，独立供电系统，大型地下结构，以及……进出的车辆都是保护伞的黑色厢型车。
“转化中心。”她低声说。不是医院，是处理场所。症状严重者被送到这里，不是治疗，是……集中管理。等待转化完成，或者，在转化前就被处理掉。
她调出自己血液的最新分析。抑制剂的效果在衰减，比预期快。原本预计维持24小时，现在18小时就开始衰退。这意味着病毒在适应，在进化，或者……保护伞在调整释放的毒株。
她拿起最后一支抑制剂，犹豫了一下，还是注射了。
冰冷的液体进入血管。轻微的眩晕，然后……什么感觉都没有。
只是数据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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