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处，锅碗声叮当，像在过节。孩子们围着账台跑，争着看谁家投得多，谁家返得快。有个小丫头踮脚问：“娘，我存的三文压岁钱，能不能也买一张债？”她娘笑着拍她脑袋：“等下一轮，咱家户户都是股东！”
一位老者拄拐走到陈长安面前，没提钱，没说事，只道：“您要是做官，我全家给您守门。不为赏，就为踏实。”
陈长安摇头：“我不做官。官印太重，压得住人，压不住心。”他指了指地上摊开的账本，“咱们自己管。谁想赖账，就让他尝尝‘打断手’的滋味。”
老人咧嘴笑了，缺了两颗牙。
夜风卷着灰土从街口吹过，把炭火堆里的火星刮得乱飞。陈长安坐在断墙之上，水囊搁在膝头，没拧开。他望着人群归家的背影，有的提灯，有的抱柴，有的牵着孩子，脚步轻快。白天那股“会不会又是空欢喜”的闷气，彻底散了。
他低头翻开账册最后一页，指尖停在“后续资金规划”那一栏。笔尖悬着，墨未落。
灶台边，两个孩子还在用石板算总数。一个说：“连奖励算上，咱们挣了快七千文！”另一个掰着手指：“够打三口井，还能剩！”
旁边大人接话：“学堂地基，就定在东头那片平地，三日后动土。”
“我儿子能去念书吗？”
“当然！识字记账，将来也是监工！”
陈长安听着，笔尖轻轻落下，写了两个字：学堂。
他收笔，合册，目光扫过这片曾被绝望浸透的街巷。如今灯火零星，人语未歇，像一块死地重新活了过来。
水囊仍搁在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