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苏道：“他被贬的原因与当时北宋的党争以及他个人的性格都有关系，用网上的一种说法是，旧党在左边，新党在右边，他就站在中间。”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既不支持新党，也不支持旧党。
比如我之前提到过的王安石变法，苏轼一开始也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太过激进，于是他主动请求离京，被贬湖州，在任湖州知州时，他上了一篇《湖州谢上表》，里面写了一句‘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被新党抓住把柄，指责其妄议朝政，后新党又将他的《山村五绝》中描写百姓疾苦的句子，解读为攻击青苗法扰民，苏轼便因此被逮捕入狱。
这一次入狱，苏轼险些被杀，幸而宋太祖留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再加上苏辙上书愿以自身官职为兄长赎罪，朝堂上也有多位大臣为他求情，最终苏轼被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嬴阴嫚忍不住感慨：“因为写诗嘲讽，也会被判重罪吗？”
“是啊，也因这一次的乌台诗案，被视为宋朝首次大规模文字狱，对后面朝代皇帝于文人议论的管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那后来呢？”
“后来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临朝，司马光等旧党掌权，苏轼被召回京，他又开始反对司马光废除新法的举措，认为应该保留新法中部分对民有利的部分，于是又得罪了旧党，再次被外放杭州、颍州等地。”
“而他的第三次贬谪，是因为在惠州写了一首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被新党章惇知道后，认为他贬谪之后仍不思悔改，反而安享其乐，之后皇帝又下旨将他再贬至更偏远的儋州。”
嬴阴嫚听完都有点无语头大了：“那他这脾气确实太耿直了，两边都不讨好，两边都得罪，难怪会一贬再贬，但是朝堂之上不是正需要这种直言敢谏之人么？”
“不错，他的性子是过于耿直，也确实是这个原因，多次遭贬，也正是因为他多次被贬，所以为后世人留下了不少如《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名篇。”
唐朝时的魏征也听完后，也极力表示赞同：“身为臣子，就应当直言上谏，不附任何党羽，这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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