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轻轻咳嗽了一声。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戴立春的声音提高了些，“在青岛和长白山的事件中，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为什么会‘恰好’卷入敌特案件？为什么会‘恰好’发现隐蔽多年的物资仓库？这些巧合，组织上是否已经彻底查清？我听说，当时有同志提出，应该对他的社会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这话说得很重了。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戴副部长的担心，我可以理解。”
说话的是工程部部长、党组书记陈正。
今天他穿着很认真，中山装黑西裤，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戴着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温和而深邃。
陈正说话不快，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几个事实。”他翻开王建国的档案，但没有看，只是轻轻按着，“第一，关于技术革新。北京第二肉联厂党委在一九五三年第三季度的总结报告中，专门提到了王建国同志的革新，称其‘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性’。他是在车间和工人一起摸索了三个月，拿出完整方案和数据后，才向党委汇报的。这怎么能说是‘擅自’呢？这恰恰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戴立春张了张嘴，但陈正继续说了下去。
“第二，关于治安事件。‘米猪肉’案，是他在采购原料时发现问题，主动追查并报告公安机关的。这说明他有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心。至于打熊打老虎——”陈正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难道要我们的同志，在野兽袭击威胁群众安全时，先写份报告请示该不该动手吗？那不成了笑话。”
几个与会者忍不住笑了，但很快收住。
“至于青岛和长白山的敌特案件，”陈正的表情严肃起来，“公安部东北局和山东省厅的结论报告，都在档案后面附着呢。王建国同志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了可疑线索，他凭着对D和人民的忠诚，顺藤摸瓜，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案件。那些战略物资，是他冒着个人生命危险，又带着保卫科的同志在山里找了一天一夜才发现的。这难道不是对革命财产高度负责的表现吗？”
陈正环视会议室：“同志们，我们评选先进，评的是什么？是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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