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药极度稀缺。
专业医护人员更是难以顾及每一个分散的居民点。
传来的消息是，重点保障集中安置点和重伤员，像四合院这样的散居片区，只能依靠自救和有限的指导。
死亡的阴影，以疫病的形式，再次狰狞地逼近。
院里原本就脆弱的人际关系和刚刚有所缓和的紧张气氛，瞬间又被更深的恐惧和自保本能所撕裂。
人们下意识地相互避开，尤其是避开已经出现症状的家庭。
刘家和阎家周围仿佛成了禁区，连傻柱想去帮忙看看，都被于海棠厉声喝止。
王建国的心，也沉到了谷底。
疫病，是比地震本身更可怕、也更难防范的灾难。
他家的药品早已“贡献”出去，剩下的那点阿司匹林和清凉油对痢疾毫无作用。
干净饮水极度短缺，卫生条件恶劣，即便家人再小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被传染的风险也极高。
一旦家人，尤其是年迈的父母或年幼的孩子染病，后果不堪设想。
他必须立刻采取更严格的防护措施，并且，必须在绝对隐秘和安全的前提下，动用空间里可能有效的物资——比如储存的黄连素、更多的净水，甚至是一些高能量、易储存的食品，来增强家人的抵抗力和应对可能的疾病。
但这其中的风险，比之前拿出红药水要大得多。
药品和净水，在眼下是比黄金更珍贵的硬通货，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
就在王建国苦思如何安全地动用空间资源，并评估院里疫病发展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时。
一个他始料未及、却又在某种扭曲逻辑下“顺理成章”的麻烦，找上了门。
来人是街道的孙副主任，带着两个同样面色疲惫的干事。
他们不是来送物资的，而是来进行“灾情核查”和“困难户情况摸底”。
孙副主任先是简单询问了各家的房屋损毁、人员伤亡和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院里人七嘴八舌，说的无非是没水、没吃的、有病没药、房子不敢住。
轮到王建国家时，王建国依旧用那套“房子侥幸未倒、靠以前存的一点东西和街道分发勉强维持”的说辞应对。
孙副主任听着，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但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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