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找点进项。”
何大清被噎得够呛，他一个外地回来的糟老头子，哪有什么门路？
他隐约觉得儿子变了，但又说不出具体哪里变了，只是心里那股倚仗儿子养老的底气，开始有些发虚。
秦淮茹的观察更细致。
她发现傻柱眉宇间的郁结似乎更深了，但那种逆来顺受的麻木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她说不清的、带着冷硬的倔强。
他不再主动过问槐花的情况，对她家的困难，也只是听着，不再像以前那样立刻掏出兜里仅有的几块钱。
有一次，秦淮茹试着提起棒梗在里头可能需要点生活费，傻柱沉默了很久，才哑着嗓子说：
“秦姐，棒梗的事，有政府管。我……我现在真是自身难保了。”
那眼神里的疲惫和疏离，让秦淮茹心里咯噔一下，一阵发凉。
她隐约感到，傻柱这根她习惯了依靠的、虽然纤细却始终存在的浮木，似乎正在从她手中滑脱。
院里流言又起。
阎埠贵推着眼镜，对刘海中分析：
“看见没？傻柱不对劲。肯定是在王建国那儿得了什么‘真经’了！我估摸着，是想撂挑子！易老哥这回，怕是算计要落空。”
刘海中茫然地点头，又摇头，觉得这院子越发让人看不懂了。
傻柱顶着各方的猜疑、压力和不适应，咬牙坚持着自己的“新节奏”。
他不再大包大揽，该拒绝的拒绝，该拖延的拖延，逼着自己硬起心肠。
同时，他更加紧了内退手续的办理。
他知道，真正的“摊牌”，还在后头。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那张“内退通知”的到来，积蓄力量，或者说，是在提前让那些习惯依附他的人，适应“没有那么多血可吸”的现实。
隆冬时节，傻柱的内退手续终于批下来了。
人事科通知他，下个月起，他就不用上班了，每月到饭店领一笔固定的、比他现工资少了一半多的生活费，直到正式退休。
拿着那张薄薄的、却重若千斤的通知，傻柱独自在饭店更衣室坐了许久。
心里五味杂陈，有解脱，有茫然，有对未来生计的担忧，更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
他知道，该来的，总要来。
这场由王建国一句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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