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价值”。
傻柱看了他一眼，想了想：
“你会泥瓦匠不？阳台那地面有点不平，墙角好像有点渗水，能弄就弄弄。
还有，这屋里墙皮掉得厉害，得刮刮，刷刷。材料……我出钱，你出力。”
许大茂在牢里干过各种杂活，泥瓦匠的皮毛懂一点。他点了点头：
“行，我试试。”
接下来的两天，窝棚里的气氛更加微妙。
两人都在为“搬家”做准备，但准备的东西天差地别。
傻柱开始整理他那些为数不多的、真正属于他的“家当”——其实就是几件稍微像样点的旧衣服，那个红五星，何大清留下的一个搪瓷缸子，以及那个牛皮纸信封和存折。
他把这些小心地包好。
许大茂则开始整理自己捡来的、那些或许在新“家”还能用上的零碎：
一个相对完好的破脸盆，几块相对干净的硬纸板，还有那个生锈的玩具小汽车。
他一直没扔。
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去捡废品，把积攒的“货”全部卖掉，换了点钱。
傻柱用这笔钱，加上他之前“攒”下的一点，去旧货市场淘换了一张最便宜的、吱呀作响的二手铁架床，一张瘸腿的旧桌子，两把摇晃的椅子，一个掉了漆的矮柜，以及最必需的锅碗瓢盆和一卷铺盖。
他又买了点最便宜的白灰、腻子粉、一把旧铲子、一个破滚刷。
搬家那天，没有鞭炮，没有贺客，只有两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用一辆从废品站租来的、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三轮车。
一趟一趟，蚂蚁搬家似的，把他们那点寒酸的“家当”。
从城市边缘的破窝棚，运到了三环内这栋陈旧楼房的空屋子里。
过程沉默而缓慢，引来楼上楼下几道好奇或漠然的目光，但没人过来搭话。
当最后一点东西搬进那间空荡的客厅，傻柱累得靠在光秃秃的墙壁上喘气。
许大茂则默默地把那张铁架床拖进了封闭的阳台，开始清理里面的杂物。
灰尘扬起，在从玻璃门透进来的、昏黄的光线中飞舞。
新的“家”，就这样仓促而寒酸地建立了。
对傻柱而言，这是一次迟来的、代价巨大的、前景未卜的安定尝试。
对许大茂而言，这是一次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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